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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散记
编辑: 东昌府新闻网 来源 添加日期:2020-01-14 15:27:36

  山东聊城  李继光

  (一)
 
  我的故乡在莘县妹冢镇,是鲁豫两省交界处一个十分普通的小村庄——程庄村。村西头有一条小河,村北是一条公路——是从国道通往我们镇驻地的唯一一条公路。走下乡间公路,沿一条弯曲的小道向南不远,那就是记载我许多美好记忆的家乡——程庄村。
 
  我们村子不大,有一千多人,主要有三姓:程、吴、李。姓程的最多,姓吴的主要集中在村东部。姓李的实际上就我们一大家子人,由于世代单传,人丁不旺,李家到我父亲这一辈人才多起来,父亲兄弟姊妹五个:我父亲、二叔、三叔,两个姑姑。从父亲那一辈开始,李家就成了三个大家庭;到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家庭,五十多口子人了。
 
  李家是怎么落户到程庄来的,没有确切的记载。不过,据老人传说,是很久很久以前,要饭要到这里来的。李家世代贫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多半都是以要饭为生。爷爷在世的时候,从年初忙到年尾,就是为了一家子能吃饱肚子。我的曾祖父,据说就是在要饭路上饿死的。要人没人、要财富没财富,以往几代,李家在程庄没有什么地位。到了我父亲七八岁的时候,家里有了几亩地。经济情况稍微有了好转,爷爷决定让父亲去读书。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父亲从朝城镇初中毕业、步行一百多里从家乡走到聊城,考上了聊城农校,李家在程庄的地位开始有了改变。因为在那个时候,你考上了大学、中专你就开始吃“皇粮”了,你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了。在我们那个村里,父亲是最早出来当干部的年轻人之一。
 
  (二)
 
  父亲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了聊城县农业局工作,没多长时间,又被安排到侯营公社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五十年代末,我奶奶、我母亲也随父亲来到了聊城,和父亲一起生活;户口给转成了非农业。可是好景不长,六十年代初,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国家决定城市人口下放,我们非农业户口又转成了农业,全家又回到老家——程庄村生活。
 
  回到老家时正赶上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这次再回到村里时,我们原来的破房子已经被雨水冲塌了。奶奶暂时住到叔叔家;而我们一家三口,母亲、哥哥和我,已经是要吃的没吃的、要住的没住的了。无奈之下,我们只能临时住到还没有倒塌的、仅有的一个大门洞里。大门洞两头用东西稍微堵一下,挡一挡风,就当成了“家”。没有吃的,我外祖母给送来一些,向邻居借一些。当时我只有一岁多,经常生病,健康状况很差。母亲带我到公社医院看医生,医生说,没大毛病,就是饿的。据母亲讲,有一次她带着我去串门,因为要吃邻居家的玉米粥,母亲又不让,结果滚热的玉米粥灌进了我的袖筒里;到现在,我的胳膊上还有一片很大的疤。
 
  记得小时候,一到秋后,放了秋假(那时,农村学校,一年通常有三个假期:一个是春节时放年假,另外,每到麦收、秋收两个农忙时节,还要放麦假、秋假,让学生回家帮助大人进行麦收、秋收),我和村里的小朋友总要带着小筐,到秋收后刨过地瓜的地里、寻找被人们遗漏掉土里的地瓜。那时候村里的土地都是村集体的,一般家庭只给留一少部分自留地。村民——那时叫公社社员——给集体刨地瓜时,有些人粗心大意,把不好刨的地瓜落在了地里。地瓜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东西,它比地瓜面窝窝、菜团子都好吃得多。
 
  吃饭的时候,只要看到有地瓜,我就很高兴。所以,大人们都说,每到秋天我就会胖一些。所以,每到秋后,带上小铲、背上小筐去地里寻找地瓜是我很愿意干的事情。一块去的小朋友,无论谁发现了一个地瓜,都会像捡到宝贝一样把它放到框子里去。如果你回到家小筐里有不少的地瓜,不仅大人高兴、自己也会很自信。
 
  (三)
 
  外祖母的家在康园村,和我们是一个镇,离我们村五里多地。康园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有两千多口子人。我的外祖母家姓张,在村东头,在她那个村里是一个大家族。外祖父弟兄五个,每家都是一大家子人。外祖父年轻时就去世了,只留下我的外祖母带着我的舅父、我的母亲过生活。
 
  小时候最愿意去的地方,就是到外祖母家里去。因为在那里,我会吃上在家里无法吃到的美食。外祖母家有一棵香椿树,春天的时候,同样是吃面条,别管是白面的还是杂面的,在那里就能吃上香椿芽面条,那种味道,至今难忘。
 
  外祖母家在解放前是一个大家族,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家虽然也受到一些影响,但毕竟是从小康过来的,生活质量比当时的我们家要好多了。再说了,康园村的人普遍的聪明勤奋,同样是自留地,他们那里的人就能把自留地拾掇的像花一样;自留地里的蔬菜,总能足够一家子人吃;吃不了的,还能卖到集市上换些零花钱。
 
  而在我们村,村民普遍的要困难许多。我们村的村民都比较憨厚,由于村里土地比较多,种地比较粗放。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管理不到位,又遇到了涝灾,粮食收成很不好,村民吃饭都成问题。以致后来在我们村民的心目中,地上长的、只要能充饥的东西,都是好东西:野菜可以包团子,春天的槐树叶子、榆树叶子可以蒸着吃,榆树皮扒下来晒干,可以磨面吃。一般的农民家庭,一年中除去过年,基本上吃不上白面馒头。走亲串友,如果篮子里有几个白面馒头或者油炸的白面丸子,那就是很好的礼品了。
 
  有一年冬天,我和哥哥去外祖母家走亲戚,给外祖母拿的是油炸白面丸子。当我和我哥走到半路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大风,我们就赶紧跑到路边的河道中躲风。篮子中的丸子冒出一阵阵香气,我俩怎么也按捺不住丸子的诱惑,把送给外祖母的丸子吃得一干二净。回到家后,大人知道了,狠狠地把我们揍了一顿。
 
  (四)
 
  我们村是一个东西长的村落,村子原来只有一条狭长的街道。西从我们村子的那条小河开始,一直向东到小王庄西头,总长度大约有一公里多。
 
  我家的老宅原来就在村子的西部,紧靠村东西大街的北边。八十年代中期,因为村里拓宽街道早已给拆掉了。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的老宅大约只有三分地大小,有四间北屋,一间小东屋做厨房,大门朝东。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我家的四间北屋不是一次建成的。第一次建成的房子是两间,时间大约是在六十年代中期。那时我们全家刚刚从聊城回到程庄不久,一开始住的大门洞,没多久就倒塌了。没办法,我们就临时住到了村里一个烈属老人家里;他的儿子在战场上牺牲了,家里一处大院子就老两口两个人住。老两口对我们不错,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家里经济稍微好一些,我们就准备盖房了。在亲朋好友共同帮助下,我们盖起了两间简易的房屋。房子的地基只有几层砖,然后就是土墙到顶。房间里修了一个土炕,一家人就睡在土炕上。房间的窗子是用木头做的,窗棂一根根扣起来、形成一个个的格子,一般不到冬天是不糊窗子的。深秋的夜晚,透过窗子、经常能看到天上皎洁的月亮。由于房子盖的仓促,质量不好,到了七十年代初,房子已经摇摇欲坠。
 
  眼看房子不行了,父母决定再盖两间房。为了能把房子建的好一点,家里又开始了东凑西借。为了能把建房子的东西凑齐,大人们经常拉着地排车去附近的集市上卖农副产品、手工品,然后再买砖、买木料、买石灰……忙了一个冬天又一个春天,终于把建房的材料准备齐全,把新房子建了起来。后来看建筑材料还有剩余,又建起了一间东屋和一间大门。之后,我们又在院子里栽上了槐树、春树,我们家的宅子终于成了一个完整的院落,一个像样的家。
 
  我的老宅在大街北边,街的南边就是一口井。井水很甜,是整个西半部村民的用水地。这口井开挖的年代,人们已记不清楚,但村西部的人们,世世代代都是吃这口井水长大的。井的四周铺着几块大石板,因为年代久了,石板被磨得很滑、很亮,一致人们提水时都要提心吊胆,以防滑下丼去。每天早晨,或者晚上下工后,西半部村里的男人,第一件事就是陆陆续续用扁担挑着水桶来到水井边,放下井绳,从井里提水。然后,挑着满满的两桶水回到自家家里,把水倒到自家的水缸里,一趟、两趟……,一直把自家的水缸灌得满满的,以供全家生活之用。虽然家里水缸里有水,但村里妇女洗衣服还是大多会来到井边,一边提水,一边洗衣服,一边拉家常。水井边,不断传出阵阵欢笑声。因为当时没有下水道,大家洗过衣服的水则随便倒到了旁边的小广场上。到了冬天,因为洗衣服的妇女天天不断,旁边的小广场上,简直就是一个滑冰场。
 
  八十年代末,从未干涸过的井,到了干旱季节,竟开始枯水了;春天、夏天,人们急切用水之时,有时竟打不来水。等到雨季,井里涌出水的时候,井水竟苦涩起来。后来,随着家家户户压水井的兴起,村民从井里提水的便越来越少,井水也越来越苦涩。再后来,多年之后,因为年久失修,这口养育村民百年的老井,慢慢淤积起来,已经完全没有水了。等到二十年代初的时候,这口老井就成了遗址,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了。
 
  (五)
 
  我上小学,是在六岁的时候。
 
  当时,我们村有一处小学。小学设在村西部,离我们家很近,是一座土改时留下的一户富农的房子,青砖灰瓦,地基有两尺多高;记得好像是五间大小,在当时看来是很气派的。房子前面是一处大院子,正好可以当操场。学校里共有两名老师,一名公办老师,一名民办。教室里设施很简陋,黑板是几块木板简单拼起来的,刷了一层黑漆,挂在教室的正前方;黑板正上方是一张毛主席像。课桌,是几排用砖垫起来的长长的木板。凳子,则是学生上学时从家里带的。因为我们村子不大,适龄儿童比较少,所以一个教室里一、二、三、四年级的学生都在一起上课。教学也不怎么正规。我一年级快结业的时候,老师看三年级的学生少,看我学习还不错,就让我直接跟着上了三年级。
 
  我们村的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上五年级,就要到三里之外的胡集中心小学去。
 
  我去胡集上学大约是一九七二年春节之后。我们村一起去胡集上学的同学有七八个,因为我跳过一级,而其他同学还有留过级的,自然年龄都比我大。
 
  胡集村在我们村东面,虽然只有三里地,但感觉好像很远很远。那时候在农村,家里一般都没有自行车;通常一个村里也找不出几辆车子来。同学们上学都是步行。早晨上学,我们都起得很早,天还很黑,就有同学从西向东把同学一个个喊了起来。同学们笑着闹着,三里多的路不知不觉就到了。
 
  (六)
 
  一九七五年,到了上高中的时候了。去公社上高中,名额很有限。一开始,听说上高中要实行大队(村支部)推荐、学校研究、报公社批准。可是,到了后来,学校又进行了考试;上级又要求按成绩录取。能不能上高中还是个未知数。
 
  这一年的秋天,村里通知,我考上高中了。上高中因为要住校,要带行李,一开始,母亲说可以用地排车把行李送到学校。我考虑到太没面子,就来到公社驻地妹冢村一位亲戚家,借了一辆自行车,推着自行车,带着行李到了公社高中报到(那时我还不会骑自行车)。
 
  我在家乡高中读书时间不长,只有半年,但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一九七五年,按后来的说法叫做“教育回潮”,但现在回想起来,那半年的时光没有白费。高中一年级,一开学,学校各项教学工作就抓的很紧。因为初中时总是参与政治运动,课程学的很少,学校猛一抓教学,我们很多人都适应不了。但慢慢地,我们就对学习产生了兴趣;许多新鲜东西,进入了我们的脑海。
 
  在家乡读高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许多学科的老师。他们的气质、他们的学识、他们的教学艺术、至今仍历历在目。物理老师——是一个十分潇洒的英俊小生,不仅人长得英俊,学问也很有一套;他上课大都不带备课的教案,走上讲台,慢慢讲来,不知不觉中,把抽象的公式、定义,讲的明明白白。后来听同学们说,他原来是一所大学的老师,是因为作风问题才被贬下来。政治老师——原来是宣传部的干部,名牌大学毕业;他讲课,能把枯燥无味的政治概念,和政治历史人物的有趣故事联系起来,同学们听起来像听说书一样;他是文革中因为站错队、受处分,下放到这所学校。还有语文老师、数学老师等等,这些老师能共同服务于一所乡村中学,别说是当时,就是现在,也可以说是卧虎藏龙了。
 
  不过据听说,一九七五年年底我转学到聊城不久,这些老师也先后离开了那里。因为,没多长时间,他们都先后在拨乱反正中解决了不公正待遇,回到了他们需要的工作岗位上。
 
  (七)
 
  在童年的记忆里,过年是最美好的。因为过年不仅有好吃的,更有好玩的。
 
  那时候,虽说家里穷,但一到过年的时候,总能得到一些零花钱。一进入腊月,大人们都忙于赶年集,或到集上卖一些自留地里生产的小米、花生,换些钱买一些年货,或给孩子老人买点布匹、做件衣裳……而小孩子最忙活的则是到集上买鞭炮。
 
  我们小时候赶年集,常去的地方是妹冢集。关于“妹冢镇”,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春秋时期,卫宣公强行霸占齐国公主宣姜后,将太子伋的生母夷姜冷落。后宣姜生两子、一女,长子名“寿”,次子名“朔”。宣姜密谋将公子朔扶上王位,不惜迫害太子伋,欲借太子伋出使齐国之机,于半路埋伏将其击杀。公子寿天性善良,与太子伋手足情深,将其灌醉后,假冒太子伋前往齐国,途经莘野时惨遭杀害。太子伋酒醒后,急速追赶,行至莘野,看到一群刺客正在刺杀公子寿。太子伋悲痛地指责刺客,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太子,于是,太子伋亦也被杀害。太子伋同父异母的妹妹获知这个消息后,前去寻找两位哥哥,然而到达莘野时,太子伋和公子寿都已死去。公主悲痛气绝身亡。莘野百姓亲自发将她埋葬于此,并为她修建了坟墓。当地村民为纪念这位公主,将原“杜婆村”更名为妹冢。
 
  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大人讲,妹冢南北街东面,原来有一个大水塘,水塘的中央是一座坟,这座坟就是“妹冢”。这座坟很神奇,水塘里水位低时显得很小,但等到雨季水位涨到很高时也始终没有淹没过它;人们都很敬畏它。只可惜,文革时被人以除“四旧”之名挖开铲平了。那些红卫兵什么也没挖到。
 
  妹冢是公社所在地,那时妹冢村有一条南北街、两条东西街。集市主要集中在首尾相连的一条南北街和一条东西街上。妹冢的集市没有更远一些的朝城镇集市大,但因为妹冢离我们村近,仅有三华里的路程、我们村里的人都习惯赶妹冢集。
 
  年集上最好看的地方就是炮市。一到年关,去妹冢赶集,两三里之外,你就可以听到从炮市上传来的鞭炮声。小孩子一听到这炮声,赶集的步子便快了起来。来到集上一看,早已是人山人海。东西大街上一竿竿的竹竿上、卖炮人竞相燃放着自己的鞭炮、吸引着买炮人的眼球。小孩子们不时地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摸一摸手中的钱币,询问着鞭炮的价格。那时的鞭炮价格很低,小一点的一挂只要五分钱。待到自己手中的钱差不多都换成了自己喜爱的鞭炮的时候,小孩子就会心满意足的回到村里,向小伙伴们展示自己的宝贝。
 
  在那个年代,鞭炮是小孩子的最爱。过年的时候,家家都要放鞭炮。大年初一,小孩子一家家去串门,除去拜年,更重要的,是要捡别人家放鞭炮时,掉到地下的、还没燃放的鞭炮。看到掉到地下的鞭炮,小孩子们会像件宝贝一样捡起来、小心翼翼地装进自己的口袋,之后到街上去燃放。
 
  六七十年代,鲁西农村家里都很穷,平时基本上没肉吃;只有到过年时,家里才能买上几斤。记得有一年过年,父亲买回一个猪头。晚上,家里炖猪肉,我等着吃,结果,等着等着就睡着了;煮熟时已到半夜。父母把我喊醒,让我吃肉,因为吃得太多,消化不良,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八)
 
  在童年生活中,书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村文化沉淀不厚,村民多是朴实的庄稼汉子,读书人不是很多,可读的书在村子很不容易找到。学校里也没有图书室。我所读的书多半是用我的零花钱从书店买回来的。
 
  上小学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连环画书。每次赶集到镇上的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本的画书,我都拉不动腿;翻了一遍又一遍,恋恋不舍。为了买到这些画书,我就把我的零花钱一个钢蹦一个钢蹦积攒起来,待到攒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偷偷的赶紧跑到书店把喜欢的画书买回来。我记得到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画书竟装满了一个小木箱。什么《水浒故事》《杨家将》《雁翎队》《铁道游击队》,这些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文学作品。
 
  在我上学的时候,画书是一种资本。你手里有画书,同学们就会求你;有向你借画书的,也有向你换画书看的。至于借不借、换不换那是你的权利。常常,画书就成了同学相互交往的手段,建立友谊的桥梁,获取知识的源泉。
 
  在我的少年生活中,我的许多钱都买成了书,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我上高中、延续到参加工作、延续到现在。书籍是我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书籍充实着我的生命、书籍影响着我人生的轨迹、书籍改变着我一生的道路。
 
  故乡是贫籍的、艰苦的,但它却养育了我、培养了我,它给了我许多的快乐和幸福,也让我懂得了事理,学会了做人,故乡的生活就像橄榄一样,永远值得我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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