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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非外交为何能带来席卷亚欧的中国旋风?
编辑:东昌府新闻网 来源 添加日期:2018-11-29 14:21:54

  1971年10月25日晚9点47分,联合国大会会场的电子计票显示屏上,打出了59、55和15三个数字。整个大厅瞬间沸腾起来。第二天,全世界几乎所有媒体都在争相报道这样一条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1年10月25日的这一幕,被公认为是联合国自1945年创立以来少见的欢乐场面,也是国际社会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一次伟大胜利。毛泽东后来对此评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对非洲的无私援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南非民主主义政党专门发来贺电。随后苏丹等地的民主解放运动领导人到中国参与相关会议,向中国学习民主解放运动经验。但是,当时中国与非洲各国的交往主要集中在民间层面,中非的经贸往来缺乏持续性,贸易规模较小,在文教领域仅仅与埃及等个别国家建立了联系,未能实现领导人互访以及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目标。但是随着1955年4月18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的340名代表齐聚一堂,中国的机会来了。正是因为周恩来和中国外交代表团在万隆会议期间往来穿梭,多方奔走,使得万隆会议得以圆满举行,并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南南合作的典范。周恩来和中国外交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让非洲人民相信中国是一个对非洲人民平等对待的,负责任的大国。
 
  在万隆会议之后,周恩来领导中国外交系统开始竭尽所能为非洲争取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运动提供帮助。从1954年开始,阿尔及利亚人民发动了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1958年10月2日,几内亚成为13个法属殖民地中率先宣布独立的国家。法国为了维护所谓“传统利益”,一方面严酷镇压非洲人民的反抗,甚至不惜破坏阿尔及利亚和几内亚的经济尤其是农业,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上大打舆论战和外交战,吓阻其他国家不得支持几内亚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之举。当时,法国已经表示出愿意与新中国建交,但条件是中国停止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如果能够与西方大国法国建交,无疑将极大地改善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处境。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宁可舍弃这眼前的蝇头小利,也要支援非洲的正义斗争。
 
  在殖民时代,法国殖民者有意识地在当地建立了极度依赖法国的经济体系,其中几内亚的粮食供应几乎完全依赖法国。几内亚独立后,法国立刻撤走有关人员和物资,并停止几内亚粮食和财政供应,切断与几内亚的经济关系。1959年几内亚粮食歉收,在巨大的粮食压力下向中国求助。尽管此时法国百般阻挠,中国与几内亚也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中国还是出于人道主义向几内亚提供了5000吨大米,此后又再次向几内亚提供1万吨大米,并向几内亚派出农业专家团队,帮助几内亚全国种植水稻,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1958年4月周总理亲自接待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代表团,并亲自主导制定周密的援阿计划。中国政府先后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了价值7000多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军火和现款援助,并开始帮助阿尔及利亚培训军官。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国一方面进一步加深对非洲各国和各政治派别的了解与认识,另一方面在巩固传统关系基础上,努力争取开辟新的外交战场。1961年有17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世界迎来了“非洲年”。到1963年,非洲有34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占非洲总面积80%的土地和占84%的人口在形式上脱离了殖民主义的桎梏。
 
  之所以说“形式上”,是因为此时美苏争霸的阴影已经投射到非洲大陆上。美苏为了谋求本国利益,有意识利用旧殖民体系的崩溃,逼迫新独立的国家与自己“政治合作”,接受“经济援助”,对非洲进行全面渗透,甚至挑拨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例如苏联从1959年成立所谓“对非友好协会”统一开展对非外交战。从这一年开始至1961年,埃塞俄比亚、几内亚、马里等国接受的贷款接近3亿卢布。而美国肯尼迪政府在1961年针锋相对地提出“新非洲”政策。
 
  为了应对新帝国主义和反华势力打进非洲的新局势,在周恩来的组织下,1960年中国全面展开对非工作。外交部在周恩来主导下,制定了对非九点工作任务,过去“量力而行”的对非援助原则被“适当照顾”政策取代。1960年4月,中方邀请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访华,给予阿方军事、技术、政治和经济的全面支持,涉及军事和经济援助总额达5060万元。1961年周恩来和刘少奇与访华的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展开会谈,决定克服中国国内经济困难的不利因素,对加纳给予经济支援,派出农业专家赴加纳,并在加纳援助兵工厂,帮助加训练军官。
 
  席卷亚欧的中国旋风
 
  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非洲的声望,通过交流了解非洲形势、充分阐述中国政府对国际问题的政策和对非洲国家一贯友好的立场,增进中非彼此认识和友谊,推动中非友好关系发展,周恩来与副总理兼外长陈毅从1963年12月开始,对包括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非洲十国在内的亚欧非14个国家,展开一轮历时55天的旋风般“首脑外交”。
 
  当西方获知中国总理和外长将访问非洲时,立即判断周恩来的访问“是中国扩大在非洲接触和影响的重大行动”,“是亚非政治和整个东西方关系中一个重大新发展”。法新社的评价则醋意大发,认为周恩来访非将使中国在非洲获得“比实际政治经济地位更大的威望,使得中国今后在非洲地区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周恩来在采访中表明了自己和中国对非洲的态度:“我们自远东来到非洲,路很远,不容易,既然已经来了,就多访问一些国家,以表达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友好愿望。”
 
  面对纳赛尔、恩克鲁玛等非洲领导人对中国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国核武器研制等方面的问题,周恩来有效地利用自己与这些领导人的传统个人友谊,开诚布公地向他们阐述了中国在这些敏感问题上的态度和真实想法,并适时提出了著名的中国政府外援八项原则。恩克鲁玛明确表示在有关核武器和核裁军问题上,“我的立场与中国一样,你(周恩来)的意见完全正确,你了解我,我了解你!”
 
  作为一位极富个人魅力的伟大外交家,周恩来以彬彬有礼的态度、求同存异的精神,抓住一切机会耐心说服对中国存有疑虑甚至误解的非洲国家领导人。他同突尼斯首脑——被称为“非洲怪人”的布尔吉巴的会谈成为中国外交史乃至世界外交史上的经典案例。
 
  原本周恩来和陈毅的行程中不包括突尼斯,1964年初完成对阿尔巴尼亚的访问后,将飞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访问加纳共和国。但从阿尔巴尼亚到加纳间隔一万余里,中间需要在北非降落加油。周恩来在与陈毅等人商量之后,将降落地点选在了突尼斯。
 
  突尼斯位于非洲北部,西临阿尔及利亚,东南与利比亚接壤,隔突尼斯海峡与意大利相望,是北非战略地位最为重要的国家。1955年,突尼斯在布尔吉巴领导下迫使法国同意其实行内部自治,次年3月20日突尼斯宣布独立。为了脱离法国控制,布尔吉巴一面在西方国家中找寻盟友,一面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他对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抱有很深的好感,1957年专门派农业代表团访问中国。而当时接见代表团的正是周恩来。
 
  周恩来对于布尔吉巴和突尼斯的研究相当深入,1963年12月在阿尔巴尼亚期间,周恩来指示外交部部长陈毅准备公函,请阿尔及利亚政府转交给突尼斯,请求允许中国代表团从阿尔巴尼亚至加纳中途在突尼斯停留。对于周恩来这一妙招,美苏措手不及。美国驻突尼斯大使紧急会见布尔吉巴,反对中国代表团降落突尼斯,苏联甚至以停止经济援助相威胁。而布尔吉巴为了躲开美苏的纠缠,干脆回到农村老家,冷静地研究周恩来访问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情况报告。
 
  布尔吉巴发现,虽然西方媒体刻意将中国外交人员及周恩来本人描述为“狰狞可怕的东方恶龙”,但事实上周恩来表现出的平等和和善,恰恰是美苏英法等新老帝国主义国家在与非洲人民的交往中最缺乏的。最终布尔吉巴要求突尼斯外交大臣向中国外交代表团发出正式邀请,希望中国代表团将停机加油升级为正式访问。
 
  1964年1月9日上午11时30分,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突尼斯,受到了突尼斯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在瞻仰了塞朱米烈士纪念碑之后,在下午5点赴突尼斯总统府迦太基宫正式拜会布尔吉巴。据说这次中突领导人的首次会见,曾传出不和谐的“颤音”:布尔吉巴轻信美苏宣传,认为中国不应该与印度发生边境冲突,不应该谴责铁托和赫鲁晓夫。这些言论让中国代表团人员颇觉刺耳。但周恩来以伟大外交家的风度,耐心地向布尔吉巴解释中国的政策,指出“亚非各国之间一定找到共同点”,甚至表扬布尔吉巴有话直说是真正朋友的态度。
 
  此后在国宴上,布尔吉巴又对中国若干外交政策提出异议,但周恩来每次都以求同存异的精神耐心予以解答,这让布尔吉巴感触颇深。多年后布尔吉巴回忆当时的心态:“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我们一定要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月10日,经过坦诚的交换意见,中国与突尼斯共同发表了《中国与突尼斯联合公报》,两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民族报》在1月13日评论中突建交“在那些直到目前宁愿使自己同中国的关系性质处于暧昧状态的国家集团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在这次成果辉煌的访问中,周恩来处处为非洲人民考虑,多次体量目的地国的特殊困难。例如对于刚刚发生了刺杀事件的加纳,周恩来表现出了中国人民的真诚,主动要求免去欢迎礼节,让加纳人民感到患难见真情。对于受到美苏压力将会见地点改在首都以外的埃塞俄比亚,周总理予以充分的体谅,这种大国风范最终使得埃塞尔比亚在1970年冲破美苏阻挠与中国建交。
 
  这次伟大的访问,让吹毛求疵的英国记者都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魅力是无法阻挡的。到20世纪60年代末,又有6个非洲国家和14个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建交。甚至有西方研究者认为1963年非洲刮起的周恩来旋风,直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刮”进了联大。
 
  中非友好的历史丰碑
 
  而非洲在周恩来身上看到了一个理想中朋友和伙伴式大国的影子。1951年和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分别取得独立。为了进一步争取民族独立,两国希望能够将英国殖民当局放弃的坦桑尼亚至赞比亚铁路计划予以实施。英国在1952年完成铁路沿线初步勘探后,一方面从工程实现角度认为困难太大,耗资巨万,另一方面担心铁路加强两国的联系尤其是经济往来,不利于殖民当局分而治之而放弃了修路计划。
 
  作为出产铜矿的内陆国家,赞比亚的经济完全依赖铜矿出口。而独立的赞比亚丧失了殖民者控制的罗德西亚铁路,只能寻求从坦桑尼亚获得出海口。而西方势力把持的世界银行和联合国都拒绝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1964年坦赞两国被迫向英国寻求支援,但英国却以缺乏资金为由拒绝。1965年9月21日,美国为掌握这一地区,首先推动英国和加拿大对坦赞铁路进行联合勘测,其后美国国际开发署却在拒绝坦赞两国的同时,将美国国内的铜矿垄断集团推到前台。这一切让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哀叹:“它们在援助别的国家进行建设的问题上很少以慈悲为怀。”
 
  西方不亮,也许东方会亮?坦赞两国又转向了中国和苏联,甚至当面向勃列日涅夫陈述坦赞铁路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大意义。苏联方面却连连摆手,公开表示埃及阿斯旺大坝已经耗费了太多资源,苏联没有能力提供援助。
 
  正当坦赞两国万念俱灰之时,中国人来了。周恩来曾多次强调,援助亚非民族国家“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且“这些国家的建设工作做好,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力量增强了,就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支持”。而且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周恩来敏锐地发现了坦赞铁路作为战后非洲最宏大的铁路建设项目,如果由中国人协助完成,将成为中国援助非洲的一种象征。1965年2月,坦桑尼亚商业部长巴布同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会谈,明确提出希望请中国援建坦赞铁路。随后周恩来组织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和铁道部部长吕正操等人开会讨论坦赞铁路项目。会上对于坦赞项目,各方曾提出与其援建这么庞大的项目,不如多做一些中小项目。周恩来明确表示,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是真心实意地同意帮助修建,而不是虚情假意的政治游戏。
 
  1965年6月,周恩来首次对坦桑尼亚进行了访问。此时受到美苏英法的联合压力,尼雷尔等坦桑尼亚领导人曾表示如果有可能,还是希望请西方发达国家来修建坦赞铁路。周恩来对此表现出了开明和豁达,他表示:“西方国家果真能修,中国乐见其成。西方不修,中国一定修。如果西方中途停工,中国接着修!”而且周恩来还建议将中国将援建铁路的消息向世界宣布,以方便坦赞两国到西方去争取援助。
 
  为了保证铁路达到高水平,周恩来亲自带队考察了坦桑尼亚当时的铁路体系,随后明确指示铁路修筑标准要略高于原有铁路。回国后,周恩来与吕正操等多次就坦赞铁路援建计划进行讨论。8月22日,12名专家组成的中国勘探组抵达坦桑尼亚,仅花费4个月就完成了勘探工作,并将报告直接递交尼雷尔总统。中国方面根据勘探报告计算得出铁路需耗资7.14亿元,所需设备材料运输量约83万吨。周恩来与吕正操等逐一确定了所需人员、机车、钢轨和车辆的供应方,铁路专门人才由上海交大和北方交大培训,机车由青岛四方机车厂负责、敞篷货车由株洲车辆厂生产。
 
  对于中国人的热情支持,赞比亚和坦桑尼亚人民是欢迎的。但两国的上层则忧心忡忡。例如赞比亚就担心中国援建铁路会导致西方撤走所有援助,但随着西方国家策动南罗德西亚单方面独立,赞比亚上层终于看清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1966年8月周恩来对来访的赞比亚副总统卡曼加明确表示:“我们的任何援助和贷款,都没有特权和政治条件。”1967年6月21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首次访华,面对毛泽东提出的“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国家”,卡翁达终于相信了中国人援助非洲是真诚的。
 
  在坦赞铁路勘探和施工过程中,周恩来以大国总理特有的燮理阴阳的本事,不断推动整个项目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坦赞铁路全长1859千米,横贯东非和中南非。如果从工期角度考虑,应该采取多段同时修筑的方式,但周恩来根据坦赞中三国各自的特点,提出了“由东向西,先坦后赞”的方针,事后证明这一方针有效地降低了修筑风险和成本。而且周恩来也强调在施工中增加机械,减少人工,并要求机械要力争本国生产、少用进口设备。但在关键时刻,他也多次协调各方从国外购买继续的施工设备,保证工期。
 
  1970年10月26日和28日,坦赞两国与中国一起在铁路的起止点分别举办了开工典礼。坦赞两国都衷心希望邀请周恩来参加典礼,但由于此时周恩来国事繁忙,只得亲自向两国大使做了说明,并保证铁路建成时一定参加竣工典礼。但是5年后,坦赞铁路全线贯通时,周总理已经病重,但仍专门叮嘱邓小平代为参加竣工典礼,兑现5年前的承诺。
 
  在整个铁路修筑过程中,中国先后派出5万人次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曾同时有1.6万名中国工人奋战在坦赞铁路施工项目上。为了体现中非平等,周恩来明确向尼雷尔总统表示:“我们的技术人员同当地专家工人一起劳动,不能特殊化,这很重要。”而且周恩来特别强调在整个项目过程中要使坦赞人民掌握全套技术和经营管理,训练好当地人员,再把项目交给受援国使用,指出“这才算是完全做到了援助”。
 
  坦赞铁路从1970年10月动工,至1976年7月全部完工,中方共投入9.88亿人民币(西方计算总价在4亿美元以上),有70人为这条伟大的铁路献出了生命。铁路通车后,为推动南部非洲民族独立和紧急整合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曾经对坦赞铁路未来不抱希望的卡翁达总统也坦言,中国建设这条“伟大的自由之路”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深入而真诚合作的伟大见证”。
 
  但真正让中国赢得非洲信任和尊重的,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代代愿意为非洲发展添砖加瓦的中国人的真心付出。美国女学者黛博拉在她的《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中坦言,周恩来等老一辈中国革命家确定下的中国援非原则,例如尊重非洲政府的主权、注重基础建设等与西方在援助非洲中惯有的捆绑援助、附带条件,不愿意让非洲国家获得能力,歧视非洲劳工等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五星红旗在联合国大厦升起
 
  非洲对中国这样一位伟大而真诚的朋友,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非洲成为中国最可靠的盟友和后盾。
 
  从1952年的第七届联大到1960年的第十五届联大,美国每年都向大会提交提案,阻止大会审议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合法席位的提议。9年中,虽然一小撮跟在美国身后的国家保证了美国提案通过,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分量的加重,以及亚非拉进步国家进入联合国,反对美国不合法提案的力量也在增强。到1960年第十五届联大,参加表决的98个国家只有42个赞同美国。美国判断未来已经不可能通过操纵表决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夺回合法席位,于是在1961年抛出所谓“重要问题”议案,授意新西兰、日本等国代表向联合国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是重要问题,必须要联大2/3以上多数才能通过。这样美国就可在控制1/3少数票的情况下继续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实际上根据联合国宪章,这一问题仅是中国内政,美国也好联合国也好都无权阻止中国夺回合法席位。
 
  1964年,中国外交战线取得巨大胜利,中国与法国冲破层层障碍,宣布建交。1965年第二十届联大,赞成由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并承认它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提案时,赞成票数达到47票,比两年前增加了5票,而反对票却减少了10票,首次出现了赞成票与反对票持平的局面。该提案由12个国家提出,其中有阿尔及利亚、刚果(布)、加纳、几内亚、马里和布隆迪等6个非洲国家。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大上,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票数已达到51票,超过了美国及其跟班投出的49票。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无奈地承认:“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无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决时转向支持北京。”
 
  美国眼看再也无法继续阻拦中华人民共和国夺回合法席位,在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上炮制出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提案,这就是日本与美国在9月联大开幕前提出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案”。周恩来立刻对此进行了严正揭露和驳斥,向全世界庄严指出:“联合国里只要出现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或者类似的形势,我们就不去,坚决不去!”
 
  1971年9月21日联合国大会开幕后,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夺回合法席位的决战时刻即将到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缅甸、斯里兰卡、古巴、赤道几内亚、几内亚等23个国家联合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被当时的媒体称为“两阿提案”。日美则搞了两个提案,以站不住脚的“重要问题”为借口,试图螳臂当车。在亚非等“两阿”提案国的努力下,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决定9月23日开会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而且将两阿提案列在美日两个提案之前讨论。基辛格当时就判断,“在我们的提案还来不及交付表决之前,北京几乎就已经被纳入联合国了”。
 
  从10月18日到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围绕中国代表权问题展开了为期一周的激烈辩论,联合国128个会员国中有80个会员国代表在会上发言。非洲代表强烈批评和谴责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指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联合国丧失了普遍性,而且强调,现在是联合国改正这一历史性错误的时刻。一位长期报道联大辩论的加拿大记者看到非洲代表竭尽全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而战”,由衷地感叹道:“非洲许多国家站在红色中国一边,后者能赢得如此的支持,使我十分震惊。”
 
  1971年10月25日晚,第二十六届联大围绕“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的辩论宣告结束,展开历史性表决时,亚非拉国家的代表紧紧地站在中国一边,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的结果否决了美日提出的议案。整个结果让会场上亚非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欢欣鼓舞。此时美国仍不甘失败,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布什要求在两阿提案表决前发言。他公开要求删除两阿提案中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出联合国的内容。谁知他话音未落,非洲和亚洲代表团席位上传来了愤怒的反对声。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外长裁决布什的提议不被采纳。多年后有美国记者回忆,那一刻他发现联合国已经不再是自己熟悉的样子。
 
  最后,两阿提案得到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予以通过,联合国历史上划时代的第2758号决议从此诞生!在支持两阿提案的76个国家中,有26个非洲国家,占1/3以上,1964年和1971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法国和加拿大也抛弃了美国人。这一决议宣布后,联大会议大厅中再次出现热烈的欢呼和长时间的掌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表示:“恢复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联合国才能说真正开始了工作。”
 
  1971年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联合国总部,57个国家在大会上致欢迎词。经历20多年艰苦的斗争,五星红旗终于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前冉冉升起。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白孟宸)
 
  坦赞铁路
 
  坦赞铁路是一条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是东非交通动脉。东起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西迄赞比亚中部的卡皮里姆波希,全长1860.5公里。
 
  1970年10月动工兴建,1976年7月全线完成。沿线地形复杂,线路需跨越裂谷带。由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三国合作建成。为赞比亚、马拉维等内陆国家提供新的出海通道。
 
  坦赞铁路是迄今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是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铁道部援外办公室代表我国政府组织、设计及建造的工程。
 
  它是新中国早期对外援助的典范和缩影,它是中国外交中的一笔无形资产,它甚至被看作中国与非洲甚至中国与整个第三世界“兄弟情谊”的丰碑;但时过境迁之后,如今的坦赞铁路也面临着冗员负担沉重、资金不足和管理不力等经营困难,这又给中国的援外工程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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